在全球经济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政府设定了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一目标既有其实际可行性，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首先，从长期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制造业优势、人力资本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科技创新也在不断推进，取得了一定的结构性突破。
去年，我们成功实现了GDP增长5.2%，这对于一个刚经历疫情冲击的大国来说是相当不错的表现。在上半年的修复阶段，虽然增长速度不如预期，但中国经济并未因而崩溃，而是在下半年开始逐渐恢复，最终达成了全年5.2%的增速。
尽管2022年我们迎来了较低的3%增速，比起2021年的8.1%显著降低，但考虑到那一年疫情频发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调整也是合理之举。而经过这一系列努力和政策刺激，我认为我们仍然有坚实基础来实现今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
然而，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些潜在风险。国际环境依旧高度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以及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都显示出对全球2024年的悲观态度，对未来五年的看法同样如此。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即使中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此外，我们国内存在着体制、机制和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这些都是阻碍流通顺畅性的瓶颈。这包括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等领域，都需要进一步解决以确保我们的循环能够更加高效地运行。此外，由于消费预期尚未完全转变，以及需求减弱的问题，还需继续加强调控措施，以促进消费回暖。
从社会融资两个指标来看，投资尤其是社会资本投资尚未充分释放。去年美国国债利息水平居高，不仅影响了国内投资，而且导致资金向美国回流，使得国内压力增加。如果美联储将来的利率政策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乃至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再加上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等局势持续，不断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通胀水平，因此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
《全球财经连线》提问：“您认为今年财政政策应该如何支持？”
陈文玲回答：“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今年财政政策。”
首先，“去年下半年的特别国债发行中有一部分转移到2024使用”，“我们提出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加上去年的特别国债差不多是1.5万亿元，再加上政府专项债等内赤字实际规模近9万亿元，比去年多了1.28万亿元，所以财政支持没有减少。”
其次，“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国家重大设施项目还有重大的安全领域项目”，这些项目“支撑国家长周期发展”。
最后，“建立内在资本市场稳定性”、“保持资本市场稳定”、“成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内容也被强调。这意味着要通过改革创新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金融强国，为保障居民收入来源提供新的途径，同时作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防火墙，并促进居民敢于消费，从而扩大消费投资，是未来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欧美央行进入宽松状态，其宽松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第一，“美元的地位和使用惯性使很多国家继续把美元作为货币之锚”。
第二，“美国信用支撑美元地位”，包括“美国失信现象越来越多”。
第三，“美元正走下坡路，其信用出现问题”。
